2021, Vol. 28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223;
3.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Yangtze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Wuhan 430223, China;
3. College of Fisheri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结合中国不同水域的特点及水生生物资源现状，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础，将中国内陆水域划分为东北区、华北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6个区[1]。其中西南区包括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共五个省市区，其总面积约233万km2, 占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24.5%。中国西南区地势复杂，拥有着我国5个基本地貌类型，包括盆地、高原、丘陵、平原、山地，其地势西高东低[2]。西南区地形独特，多急流，降水量丰富，海拔落差大[3]。正是由于西南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许多河流与湖泊，主要河流有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元江、珠江流域上游支流及长江上游等；主要湖泊有星云湖、杞麓湖、抚仙湖、阳宗海、洱海、程海、滇池等。地处西南区的水系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特有水生生物群落，其中西藏地区有鱼类63个种和8个亚种，隶属于3目5科和4亚科、22个属，约占整个青藏高原鱼类(108种)的58.3%。西藏地区鱼类大致由三大类群组成：鲤形目(Cypriniformes)鲤科(Cyprinidae)的裂腹鱼亚科(Schizothoracinae), 鳅科(Cobitidae)的条鳅亚科(Nemacheilinae), 鲇形目(Siluriformes)的鮡科(Sisoridae)。其中裂腹鱼亚科有39种(亚种), 占西藏鱼类总数的54.9%, 条鳅亚科16种占22.5%, 鮡科11种占15.5%[4,5]。四川地区鱼类包括241种(亚种), 隶属于9目20科107属[6]。贵州省的鱼类资源有232种(亚种), 隶属7目21科104属，其中贵州省特有种18种，濒危鱼类11种[7]。云南省鱼类资源非常丰富，共有鱼类资源629种，隶属于13目43科199属。其中云南省特有种255种，土著种549种，外来种35种。云南鱼类种数占中国淡水鱼类种数的39.93%, 种数位居全国各省第一，其中变色鲈科(Badidae)、粒鲇科(Akysidae)、锡伯鲇科(Schilbidae)、
中国西南区水资源和水能资源丰富，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的29.4%; 理论上的水能资源蕴藏量约3.1亿kW, 占全国的44%[10]。正是由于其丰富的水能资源，西南区建设了大量的水电站，阻碍了许多洄游鱼类的洄游通道，如长江上游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大坝等21座大型梯级水电站[11,12,13]。再加上受过度捕捞、湖泊围垦、水质污染、采石挖沙、外来鱼类入侵和人们对水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等影响下，西南区自然水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日益衰退，这使得许多水生生物多样性减少[14,15,16,17,18,19,20,21,22,23,24,25]。为恢复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和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016—2019年期间，西南区依据《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1]开展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相关工作。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中国西南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共五个省市区。参照《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1], 2016—2019年对西南区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元江、珠江流域上游支流、长江上游等56处江河、湖、水库进行增殖放流活动，其放流地点见图1。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2016—2019年西南地区增殖放流原始数据来源于全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信息采集系统(http://zyyh.cnfm.com.cn), 所投入资金也是根据该系统中数据分析所得。该系统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主办，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承办。通过Excel 2003及Origin 2018软件对西南区2016—2019年增殖放流数据进行分析制表绘图；采用ArcGIS对放流地点进行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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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增殖放流位点示意简图 Fig. 1 Stock enhancement site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
西南区从2016年到2019年来，共计放流水生生物95种，包括鱼类92种，两栖类1种，龟鳖类2种，隶属于8目15科54属，其中鲤科鱼类居多，占放流种类的76.8%, 其次为鲿科(Bagridae)占5.2%。
通过对全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信息采集系统中2016─2019年西南地区增殖放流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可知4年间在西南区累计放流水生生物53890.15万尾，累计投入资金27128.16万元。各年放流数量及投入资金见图2, 从图2可看出，自2016年来放流数量与投入资金明显增加，这充分证明了颁布《农业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后，我国西南区对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2.2 放流种类分析 2.2.1 经济种放流情况西南区2016—2019年共计放流水生生物53890.15万尾，其中放流数量位居前三的水生生物分别为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鳙(Aristichthys nobili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表1)。由表1可知，4年间西南区增殖放流的数量持续增加，放流的水生生物以鲢、鳙、草鱼为主，均为经济鱼类，主要放流的经济种数量占放流总数的73%。西南区4年间放流的种类虽有95种，但除了鲢、鳙、草鱼外，其余放流数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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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人工增殖放流数量及投入资金 Fig. 2 Quantity and investment of artificial stock enhancement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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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主要放流的水生生物数量 Tab. 1 Quantity of hydrobiontes of main released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104 ind |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西南区2016—2019年间共计放流珍稀濒危水生生物21种，其中鱼类19种，两栖类1种，龟鳖类1种，隶属于5目8科16属。4年间共放流珍稀濒危水生生物2418.95万尾，其中放流最多的为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 728.96万尾，占放流珍稀濒危种的30%; 最少的为山瑞鳖(Palea steindachneri)仅有0.05万尾(附录1)。由附录1和图3–图4可知，相比于其他放流种西南区对珍稀濒危种的增殖放流重视程度较低。
由图3可看出，2017和2018年增殖放流数量及投入资金相对于2016和2019年来说较少，说明2016年的增殖放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生物多样性，而2019年增殖放流数量加大，笔者推测先前放流的生物可能受自身因素(摄食能力、躲避敌害能力、游泳能力等）和外界因素(放流地点不适宜、偷捕等）的影响，造成存活率降低，因此2019年加大了对珍稀濒危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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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数量及投入资金 Fig. 3 Stock enhancement quantity and investment of rare and endangered hydrobiontes in Southwest China, 2016–2019 |
依照《农业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 西南区增殖放流的种类可分为4种，分别为广布种、区域种、珍稀濒危种及未列入该指导意见的物种，其中广布种14种、区域种45种、珍稀濒危种21种及未列入该指导意见的物种15种，4年来各种增殖放流数量及投入资金见图4。
图4 表明，放流数量最多的为广布种，共计放流40659.74万尾，占放流总数的75.45%; 最少的为珍稀濒危种，共计2418.95万尾，占放流总数的4.49%。由此可知，4年间对珍稀濒危种的增殖放流数量不高，但珍稀濒危种的放流数量与投入资金的比例为1∶2, 而广布种的放流数量与投入资金的比例为2.4∶1, 虽然珍稀濒危种的放流数量不多，但其投入资金相对较高，由此可知西南区对珍稀濒危种增殖放流的重视程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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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各物种增殖放流数量及投入资金 Fig. 4 Quantity and investment of stock enhancement of each specie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
从放流种类的划分来看，可将其功能分为促进渔民增收、生物净水、恢复种群、保护生物多样性及保护特有鱼类。其中珍稀濒危种的功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广布种与区域种的功能见图5。由图5可知，广布种的主要功能为促进渔民增收，区域种的主要功能为保护特有鱼类。结合表1、图4和图5可知，从西南区2016—2019年增殖放流的种类及数量来看，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渔民增收及生物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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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布种与区域种的功能分析 Fig. 5 Function analysis of widespread species and regional species |
西南区2016—2019年各规格放流尾数见表2, 由表2可知，放流水生生物的规格多为1~15 cm, 占放流总数的95%。而规格大于30 cm的水生生物仅有1.52万尾，有岩原鲤(Procypris rabaudi)、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长吻鮠(Leiocassis longirostris)、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及长江鲟(Acipenser dabryanus), 大多为珍稀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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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各规格鱼类放流数量 Tab. 2 Stock enhancement quantity of various specific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104 |
放流种的规格直接影响到放流的效果。一般情况下，放流种规格越大存活率越高。但经人工培育后的大规格鱼种会增加饲养及运输成本，降低其对天然水域的适应能力，并容易抢占野生鱼种的生态位。因此，要根据放流的种类、放流区域及成本等来选择合适的放流规格。
2.4 放流时间由图6可知，西南区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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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6—2019年中国西南区水域各月增殖放流数量 Fig. 6 Quantity of stock enhancement in the Southwest China in each month from 2016 to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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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西南区2016—2019年放流水域组成及增殖放流的种类数量 Tab. 3 Composition of the released waters and 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stock enhancement in the Southwest China from 2016 to 2019 ind |
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26], 以恢复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种群数量为目的增殖放流活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先在黄海、渤海开展了中国对虾增殖放流活动[27]。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近海进行渔业增殖放流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已对许多水生生物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28]。自2006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26]以来，中国各地均积极参与到增殖放流的活动中来。据统计2015年底，全国对内陆重要的江河湖泊和近海海域进行了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600多亿单位，累计投入资金近50亿元[29]。按照《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26], 截至2020年全国放流的水生生物苗种数量预计达3000亿单位左右。
近年来中国西南区也积极开展了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如2005─2014年澜沧江累计放流叉尾鲇(Wallago attu)、云南华鲮(Sinilabeo yunnanensis)、丝尾鳠(Mystus wyckioides)和中国结鱼(Tor sinensis)等土著鱼类530万尾[30]; 2009—2016年西藏各水域累计放流黑斑原鮡(Glyptosternum maculatum)、异齿裂腹鱼(Schizothorax oconnori)、拉萨裸裂尻鱼(Schizopygopsis younghusbandi)、拉萨裂腹鱼(Schizothorax waltoni)等土著鱼类800多万尾[31]; 2010─2014年星云湖累计放流土著鱼类大头鲤(Cyprinus pellegrini)寸片300多万尾及大规格大头鲤近10 t, 2014年还放流星云白鱼(Anabarilius andersoni)3.12万尾[32]; 2010—2020年，赤水河云南段累计放流长薄鳅(Leptobotia elongata)、中华倒刺鲃(Spinibarbus sinensis)、岩原鲤和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200多万尾[33]; 2016年来滇池累计放流土著鱼类滇池金线鲃(Sinocyclocheilus grahami)和滇池高背鲫(Carassius auratus)超1亿尾[34]; 2018年于长江上游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进行增殖放流，其放流苗种超8万尾、2020年5月于四川举行长江鲟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长江鲟苗种6万尾[35,36]。由此可看出西南区放流的水生生物大多为土著鱼类。综上所述及结合相关文献[2,3,4,5,6,7,8,9,31,37,38,39], 我国西南区地势地貌复杂多样，河流落差大，多急流，其水生生物组成以喜急流鱼类、喜岩石底质鱼类、底栖鱼类和高原鱼类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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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放流前对放流水域未进行生态调查、放流生态风险评估、生物适应性调查和生态容量调查等[40,41], 在这种情况下放流容易造成物种入侵、破坏生态系统及改变生活习性等，例2019年在金沙江中游库区(包括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6座水库)放流的圆口铜鱼(Coreius guichenoti), 由于库区水流较平缓，而圆口铜鱼喜湍急水流且需在流水环境下产卵，这严重影响了其生存及繁殖习性。
西南区2016
有关研究表明[42], 选择适宜的时间来进行增殖放流，能明显提高水生生物的存活率。2016
西南区2016
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是增殖放流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效果评估可检验增殖放流发挥的作用。目前，我国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试验中，主要通过对放流物种的标记，然后对其进行回捕、监测等手段来进行放流效果评估。但标记技术在我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应用程度较低，且标记方法还存在许多的局限性，因此很多增殖放流活动都未对放流水生生物进行标记，这使得增殖放流效果评估难以完成[26]。西南区2016—2019年未对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进行标记回捕，因此无法对其增殖放流效果进行评估。
3.2.4 对增殖放流的潜在风险认识不足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工增殖放流活动也越来越多。但增殖放流存在一定的风险，增殖放流的水生生物对野生群体的影响一般有以下3点：(1)影响自然种群规模；(2)影响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3)传播疾病[44]。Kitada等[45]研究发现，放流的人工繁育的苗种若超过水域承载能力，放流的人工鱼苗就将取代野生鱼种。Li等[46]研究发现，放流大量的大眼梭鲈(Stizostedion vitreum)在明尼苏达州境内，会使野生大眼梭鲈的平均体重呈下降趋势。McGinnity等[47]研究发现，放流人工繁育的大西洋鲑苗种，其存活率远远低于野生个体，只占野生个体的2%。因此，增殖放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在对水生生物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时，须进行相关的生态调查、选取符合国家标准及体质健壮的苗种、放流数量不能超过水域承载能力、保证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不会发生改变、确保自然种群的规模不会减小的前提下来恢复水生生物的资源量。
3.2.5 增殖放流的社会效益还需加强我国在对水生生物进行增殖放流过程中，很容易忽视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及表达权。2016—2019年，西南区共计进行2584次放流活动，而公众自筹的放流活动仅有130次，占总放流次数的5%, 其中2016—2019各年公众自筹次数分别为41次、28次、11次和50次。增殖放流活动的宣传不足，很难让公众自愿参与到放流活动中来，这就难以意识到保护水生生物的重要性，难以发挥此活动的社会作用[48]。
3.3 在西南区开展增殖放流的建议 3.3.1 科学制定增殖放流规划增殖放流前应科学合理的制定增殖放流规划，才能保证增殖放流顺利的进行。增殖放流前需根据放流种的生物学特点及天然水域状况来选择最适宜的放流规格、放流地点、放流数量、放流时间等，以提高放流水生生物的存活率，使得增殖放流效果最大化。增殖放流活动应每年持续进行，才能保证增殖放流的效果，恢复其资源量，以提高经济、社会、生态效益[49]。西南区增殖放流前可对放流区域进行系统性的调查，来确定适宜的放流种类、数量、时间及规格等，来最大化的对天然水域资源进行修复。西南区由于错综复杂的地势，形成了许多类型的河流，因此孕育了大量土著鱼类。而西南区2016—2019年放流的主要水生生物为鲢、鳙、草鱼，对土著鱼类的放流数量较少。在西南区渔业资源大幅减少的背景下，可加大对土著鱼类的修复。
目前，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已明令全面禁捕；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十年禁渔[50]。在“长江十年禁渔”的背景下，禁渔水域因根据其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及自然繁殖周期来进行合理的规划增殖放流活动。据曹文宣研究[51], 长江中“四大家鱼”性成熟年龄大多在4龄左右，通过长江的十年禁渔，在这期间其可进行2个或3个的繁衍周期，使其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加。因此，因减少或停止对性成熟年龄较短及种群规模较大的水生生物的增殖放流活动。但对于珍稀濒危及土著物种的增殖放流活动还应继续进行，保证其在禁渔期间的资源量得到恢复，保护生物多样性。
3.3.2 加强增殖放流效果评估通过放流评估，相关部门能掌握准确的增殖放流效果，确定最终放流是否合理、是否改善生态环境及是否能有效的恢复渔业资源等相关信息。有关研究表明[52,53,54,55,56], 增殖放流效果的评估是判断该放流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步骤。为进一步了解增殖放流水生生物的资源恢复情况、生活分布规律和生长速度等，必须开展增殖放流效果的评估。我国衡量增殖放流效果的主要手段是标志—回捕分析，标志方法直接影响了增殖放流效果的评估。因此应研究出最适宜的标志方法，才能对增值放流效果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估。
3.3.3 完善渔业生态补偿机制渔业生态补偿机制是指通过调节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恢复、改善、调节及保护生态系统的目的[57]。目前，我国在渔业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58]。因此，我国应从新形势下的水域特征、渔业资源现状及生态修复措施等方面入手，来针对性的完善渔业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各水域的生态补偿与保护力度[25]。
3.3.4 强化资金投入和宣传力度增殖放流是一项长期性的研究，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保障，才能保证增殖放流顺利的进行。相关部门除通过专项资金、国家财政资金等还可通过社会人士捐赠、非法捕捞罚款、水环境污染罚款等来增加放流资金。
增殖放流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必须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进来，让公众认识到增殖放流活动的重要性，才能发挥增殖放流的社会作用。在如今形势下，各渔政部门在增殖放流活动前可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功能如微信、微博、新闻、电视广播等来宣传增殖放流活动，还可通过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定点科普讲解等来宣传，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维护水生生物资源的意识[27,31,48,59,60,61,62]。
3.3.5 加强水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在增殖放流的研究中，不能忽视放流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加大对违法人员的惩罚力度，杜绝非法捕捞现象，非法捕捞会严重影响增殖放流的效果，加剧渔业资源枯竭；严格管理工业废水排放，工业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到水域中，造成水域污染，严重者还会造成大量水生生物死亡；进行科学合理的采沙活动，过度的采沙活动会破坏天然水域的生态环境，使得水生生物栖息地消失；撤销围湖造田，围湖造田会占据一定的水域面积，使得水生生物的活动面积减少，甚者导致消落区消失；严格把控外来鱼种入侵，不合理的引种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影响水生生物遗传多样性、侵占当地物种的生存空间等。因此，增殖放流的研究必须与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防止水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加大渔业资源修复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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